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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饱之后的幸福 |
| 2006年07月04日 16:15 《新青年·权衡》杂志 文/郑也夫
[COLOR=000080]郑也夫在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本文选自该书第九章，编者有删改。
门坎前后的收入与幸福
收入水平中有一条线。在线下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在线上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微弱。这条线就是温饱线。
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收入增长，幸福就增加。这一判定建立在非常简洁的前提之上：个人的行为是其理性的判断和选择的结果；如果不能增加幸福，一个人为什么要辛辛苦苦地工作以求收入的增加？
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自己的指标最客观：收入-效用(相当于心理学家的幸福感)。但是心理学家认为，经济学家的方法其实最主观，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不能由他人根据一个道理去推论。与经济学家相反，心理学家们的研究建立在被调查者自身感受的基础上。很多心理学调查力图揭示一个地区中收入增长与人们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一般关系。而在发达国家中调查的结果，竟与经济学家的判定大相径庭。美国七、八十年代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高收入的人，对自己生活等方面的满意程度，高于其他人，但是只是高出了一点点。另一项关于“美国生活品质”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认为财务状况是整体生活满意最不重要的因子。钱几乎不能让人幸福。”
芝加哥大学国民意见研究中心1990年的调查表明：并没有更多的美国人说他们现在比1957年“更高兴些”，尽管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支出两方面都接近翻番，但“更高兴些”的人口份额之比例自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围绕着三分之一波动。一位学者说：“美国近几年来收入的影响越来越弱，这可能是因为多数美国人能够拥有相当好的物质生活。”
美国作家伊斯特布鲁克的一个更新的研究得出了更悲观的结论：美国人的平均收入1950年以来翻了一番，而同期抑郁症的发病率提高了10倍。
日本的调查结果同样惊人。在1958-1986的三十年间，日本人均收入增加了5倍以上。而根据日本的调查反映出的结果来看，这段期间人们的平均满意度基本上没有任何改变。
除了一个国家中收入增长同幸福增长的一般关系外，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中还有另一个层面，就是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收入增长后满意度的变化及其差距。学者们经认真大量的研究后发现：对于那些绝对收入处在最低水平线上的人们，他们的幸福感与绝对收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这样，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缺乏适当的住房和营养的国家里，收入的全面增加显然会引起幸福感的明显而持久的提高。
上述两个事实—发达国家中收入对幸福影响微弱的一般性关系；绝对收入很低的人的收入增长同幸福感增长关系密切—结合在一起，诱导我们得出下面的两个图形：
图1说明的道理是，在收入水平很低时，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以后随着收入增长，幸福感的增长趋于微弱；收入水平越高，幸福感增长越小。
图2企图表示，收入水平中有一条线。在线下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强烈，在线上面，收入的增长对幸福感的增长影响微弱。
两图的差别是，图1强调的是渐变，图2强调的是“门坎”前后的骤变。我认为门坎是存在的，那就是“温饱线”。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人类遭遇了百万年未有之巨变，即温饱的全面解决将导致一系列的变化。收入与幸福感的脱节便是这一门坎的函数。当然现实中存在的不会是一道清晰的界线，而是一段地带。因为虽然是温饱线，却也披上了维护起码的体面的文化外衣。文化不会像生理需求一样整齐划一。但是文化外衣之下，生理需求的硬核应该存在，不然不该出现上下两部分中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截然不同。所以图1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图2呈现出的其实正是中国的状况。一部分人口处在温饱线上，另一部分处在温饱线下。物质与幸福感的关系表现在二者身上截然不同。中国古代也有高居温饱线之上的人口。但是今非昔比，温饱线上的人口比例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根据世界观察研究所发布的《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近17亿人(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已经加入了“消费阶层”，即他们的饮食、交通工具及生活方式达到了上世纪末欧洲、北美和日本的水平。仅中国就有2.4亿人跻身“消费阶层”，这一数字“很快将超过美国”。参照这一数字，中国今天大约有15-20%的人口居于温饱线上，75-80%人口居于线下。
物质消费上的过犹不及
财富在生物的世界中是全新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进化出应对它的本能。于是我们面临着，在财富增长后，要么因“过度吃喝”受罪和患病，要么靠文化的力量来解决适当消费的问题。
在跨过温饱线后，物质的极大丰裕未必给人们带来快乐，相反有时还给人们带来麻烦和不快。我们从物质与人的最基本关系说起。
食物丰盈的后果是肥胖症的流行。《2004年世界状况》报告说：在美国，估计有65%的成年人超重或过度肥胖。每年有大约30万人死于肥胖引起的疾病。1999年，肥胖消耗的医疗费用高达1170亿美元。一项对美国448个县的20万人进行的调查显示，生活在市郊的居民比人口密集区的居民步行更少，平均体重多3公斤，市郊居民患高血压的几率与烟民相近。市郊居民的收入大多高于市中心，肥胖问题便比后者更严重。儿童处于长身体阶段。以往的历史中，儿童肥胖是少见的。但是食物的丰盈改变了这一状况。内斯特尔指出：90年代时，美国6—11岁的儿童中14%超重，青少年中12%超重。他说：美国十大死亡原因中的四个—冠心病、癌症、糖尿病、中风—与食品供给过多相关。饮食和吸烟打了个平手，分别造成美国每年死亡人口(200万人)的五分之一的死亡(40万人)。
住房其实同食物一样，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太大了并不好。太大了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是打扫卫生的负担太重。不是有吸尘器、清洁剂等设备和用品吗？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时间和劳动。不是可以雇人来打扫吗？这其实还是发展中国家的逻辑，非富裕社会的逻辑。如果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走向了富裕，上哪里找到大批的家庭清洁工呢？ 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真正走向富裕的时候，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了购置大型住房的物质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就难于找到家庭仆人或者清洁工了。于是最终是房子不能太大，即使你有那个能力。其实除了清洁之外，对于居住来说，太大了也不舒适。
一方面，物质资源消耗过大未必舒适。另一方面，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对大多数人来说，要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意味着要从事更多的工作和劳动。而社会上的多数人对自己的工作未必多么热爱，这决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改善的事情。于是塞托夫斯基发出了惊人之语：“什么东西使我们认为收入好，而且越多越好呢？收入常常是做不愉快的工作的报酬，有时更多的收入正意味着做更多的不愉快的工作。”
经济学家会说：这是当事人自愿的选择，当事人一定觉得这样做收入大于支出，总体来说是满意的。事实恐怕远比这复杂得多。第一，普通的工作人员有选择自己工时长短的权利吗？没有。他们感受到的只是生活的压力，他们只好受迫于管理者的规章。第二，社会的氛围已经被商人们精心打造，人们是在这种氛围中选择的。第三，即使他们自己选择了多工作，也不能证明那符合他们的长远福祉。饮食一定不是被他人强迫的，其中尚且有大量过度饮食导致疾病的例证，多干不愿意干的工作，其中消极的成分是无法抹杀的，其后果肯定是错综复杂的。这一误区必须在深刻的反省中才能被人们发觉。
当一个人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成了富翁，不就摆脱了他不喜欢的劳作吗？但是，成为富翁也是有代价的。好莱坞的著名制片人古柏在接受采访时说：“有钱的坏处是，你只能和有钱人碰面。”
作家康尼夫在《大狗》中说：“不论富人们乐意与否，有钱会使他们与众不同。有钱使他们孤立于一般大众之外。⋯⋯我们也许以为庞大的财富能给人自由，让人随心所欲地做你自己，尽量与别人不一样。其实事实正好相反，有钱人通常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他们常光顾同样的商店，雇佣相同的建筑设计师。”
为什么大量的物质资源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不是幸福呢？为什么人类抵制不了食物的诱惑，吃过了肠胃的界限？为什么人类抵制不了豪宅的诱惑，自找了麻烦？为什么人类抵制不了财富的象征—金钱的诱惑，工作过度(当然更多的人是因为没有选择的机会)？康尼夫给出了异常深刻的解答：“财富既然是根本全新的经验(突然不必为温饱发愁，任何念头几乎都能立刻实现)，我们能说人类已经进化出用来处理它的生理及心理的机能了吗？从许多方面来说，变成富有是生物学中的迷。那情形就像是一头猎豹突然发现置身于动物园里，有无限量的新鲜肉供给。⋯⋯进化过程似乎常常没能帮人类准备好面对巨额财富的到来。我们只需看看几个世纪以来多得数不清的有钱人的怪异行为，就有足够的证据了。⋯⋯超乎想象的财富是任何人都难以适应的。⋯⋯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有钱人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彻底的适应不良。”
在吃、住等物质资源的享受上有一个适度的范围，未达到这一范围时，本能会驱动我们努力奋斗，以获取同适度享受相匹配的物质资源。而当超过这一范围时，却没有一种本能驱动我们返回“适度的范围”。吃撑了后难受的感觉，不是会驱动我们停止进食吗？但是那已经是极度超标了。吃多了，但是即使远未达到吃撑着的程度，久而久之也会带来疾病。也就是说，没撑着也可能已经轻度超标了，而恰恰没有一种本能驱动我们在进食的时候抑制超标。为什么进化没有造就出这种本能？因为资源短缺是生物世界中的常态，没有一个物种能够频繁地过度消费，所以也就不能指望自然选择会筛选掉这样的本能。即使偶尔吃撑了也不会得病，因为第二天、第三天可能就又要断粮。所以能往肚子里多“撑”些食物，甚至具有生存和遗传上的优势，这样自然选择的结果不但不会抑制它，还可能拣选了这种倾向。在生物的世界中，长久的资源丰裕是不可思议的。而人类就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于是我们面临着，要么因“过度吃喝”而患病，要么靠文化的力量来解决“适当吃喝”的问题。
幸福感为什么难以持久
健康、婚姻等，同温饱一样，构成了生理满足的基本条件。改善这些条件，会持久地提高当事者的满意度。而温饱线上收入的提高和消费的增加，不会持久地提高生活的满意度。
彩票大奖获得者的经历为揭示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观察口。从彩票获奖而进入幸福之旅的几乎没有。倒是有少数人承受不了这种变化，以自杀终结。更多的被调查者显示出他们的同一归宿：最初的狂喜，高兴持续了二、三个月，以后不再有格外的幸福感可言，其中不少人过后的心情甚至不如中奖之前。“适应”成为了解释这一现象的关键词。“适应”就是对一种新的局面的习惯，不管新的局面中条件好了一些还是糟了一些，收入涨了一下还是降了一些；适应，就是苦惯了不再觉得苦，于是甜惯了不再觉得甜。是不是人们对一切变化都能适应，是不是对一切变化都能达到同等程度的适应，成了问题的关键。
一派心理学家提出固定点(set point)模式，他们成了主流经济学家的最极端的反对者。主流经济学认为，幸福感与收入同步增长，因此幸福感不是固定的。而这派心理学家认为，虽然生活中的事件使快乐度一度偏离“固定点”，或高或低，但事件没有持久的效果，适应将导致快乐程度回归到那一点上，那一点是遗传和性格决定的。收入增加了，高兴一阵子，很快会“适应”，还会回归到固定点上。遇到不幸的事情，难过一阵，很快会“适应”，也会回归到固定点上去。
这一理论试图以“适应”解释为什么中彩者的幸福感不能持久，为什么富裕国家收入增长对普遍的幸福感没有持久影响。
但是，还存在着一些“适应”解释不了的东西，从而影响着“固定点”理论的确立。Richard Easterlin就是从分析这些“适应”难以解释的案例出发，建立自己的解释：“如果充分适应了的话，残疾人的快乐感不应该低于正常人；走向衰老更是渐渐完成的，有足够的适应时间，老人的幸福感不应该低于中青年；未婚者和离婚一段时间的人的幸福感不应该低于已婚者。但是调查显示，残疾人的快乐程度低于正常人。残疾越重，快乐越少。不能说他们一点适应都没有，但是他们显然远远没有完全适应。在婚姻与快乐问题上，调查者发现，18-19岁的年龄组(基本未婚)平均快乐度2.1，10年以后(50%以上结婚)，其中结婚的平均快乐度2.2-2.3，其中未婚的仍旧是2.1。以后有离婚的，有再婚的，而快乐的鸿沟始终存在于有家庭的人和非婚者之间。快乐不随着初婚时间长久而减少。调查对比了婚期10年以内的一组和婚期35年以上的一组，快乐度相同。”
为什么适应在这三个领域—经济、健康和婚姻—中是不同的？Easterlin 的回答是：关键不是有无适应，而是适应是不是完全的。
他认为人们对收入的增长可以完全适应，乃至不会保持住幸福感。而对残疾、未婚，不能完全适应。那么，为什么对后者不能完全适应呢？他提出了“期望”的概念，提出了期望与适应的关系的问题，他说：“完全的适应意味着期望同现实状况一同改变。物质方面就是这样。不充分的适应意味着期望的改变小于现实状况的改变。家庭和健康是这样的领域。”
未婚者、离婚者不能完全适应其现状，是因为他们的期望与现状迟迟不能走向一致。在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点上，3／4以上的人认为快乐的婚姻是好生活的一部分，现实中拥有一个快乐婚姻的人要少一点，大约1／2以上。如果充分适应，未得到快乐婚姻的人应该放弃快乐婚姻的渴望，事实上这类人中一半以上渴望快乐婚姻。45岁以上的从未结婚的人的40%认为快乐婚姻是好生活的一部分。45岁以上的离婚者和鳏居者，婚姻的前景暗淡，但是其中半数以上坚持渴望快乐的婚姻。他们不准备根据现实状况来调整愿望。与经济领域对比，这里只有很小程度的适应。这些渴望未遂者说明了，为什么他们比婚姻者少快乐，后者的渴望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了。
未婚者、离婚者不能完全适应其现状，因而仍然感到自己的不快。而经济与收入领域的情况刚好相反，经历收入增减的人们很快都能完全适应，因而在心情上不会长时间受其影响。
Easterlin 说，我们可以将消费品按照价格自下而上排出10种。你获得了一种以后，马上就会适应，继而期望更高的一种消费品。现代教育的情况也属于“完全适应”的领域。在成人生活周期的起点上，受过不同教育的人的物质渴望差别很小，受过更多教育的人更易实现渴望，因此更快乐。以后，收入的渴望同收入同步、同比例增长，因而他在幸福感上不会进一步提升。
Easterlin 认为，收入的问题人们可以适应，而健康、婚姻、拥有子女、拥有朋友，这些事情上的欠缺难以完全适应。每个人的时间有限，因而将精力投入到后者的追求上才能得到更多的幸福。经济学家假定了个人对自己利益作出了最好的判断。但是多数人不懂得上述的道理。因而极有可能走入“提高收入-增加消费-未增加幸福”的误区。现代人虽然重视自己的利益，但是因“不懂”而走人误区，不限于上述这番道理，他们不懂的还有很多，比如：物质富足产生的空虚，不能靠进一步的物质消费来填补；炫耀消费的代价有时竟是自己的身体。人类也曾经是自然选择中的“适者”。他们为什么对生存中的这些事情“不懂”？因为近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变迁来的太快。物质刺激、物质炫耀，曾经无伤大体，因为在物质匮乏的时代，此种现象只是偶一为之，只涉及少数人，不会普及和流行。
Easterlin 讨论的平台和对象是西方富裕社会，因而他并未谈到贫困者收入的提高对幸福感的影响。为什么温饱线下的收入提高同健康、婚姻状况的改善一样能提高幸福感？因为温饱、健康、配偶，是最基础的欲望满足。这些欲望不解决，就永远也不会完全适应。而解决之后的进一步提高，不会增加多少幸福。现代消费社会的问题梗结正在于，一些尚未满足的基础欲望我们居然重视不足，一些已经充分满足了的欲望我们还在无休止的填充。
我们前面举过彩票大奖获得者的例子，尚未充分解释他们心态的起落。他们中有些人日后的精神状态竟然不如中奖前。没有持久的幸福感，是因为适应而回归当初的状态了。怎么还会倒退呢？这是因为获奖后，要么迁居豪宅，要么为躲避亲戚朋友借钱而搬家，最终脱离了当初的社会关系。财富，他们适应了，因而不再幸福。陌生、闭塞的社会生态，令他们迟迟不能适应，因而不快。这再次说明，金钱和消费之外，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很多。
消费方式与经济增长
增长财富的同时妥善地使用它，可以增加生活满意度。比如，将增长的财富用于扩大城市绿地，用于降低早死的研究。但也只是在某些场合。很多可望增加生活满意度的恰当的生活方式，不需要增加财富，只需改变生活观念即可。
弗兰克当然知道第一节中叙述的观点，他说：行为科学家发现的有力证据证明，一旦跨进了富裕的门槛，在任何国家，平均生活满意水平基本上就与人均收入无关了。有些社会科学家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性进行了认真的思考，然后提出，至少对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人们来讲，进一步的财富的积累对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已不再有任何意义。
但是他不这么看，他说：我将提出一些证据来支持与上述观点完全不同的结论，那就是，假如我们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消费的话，拥有更多的财富会是一件好事。
他一连列举了五对社会性选择。
第一，A社会的人拥有400平米住宅，每日交通需要一个小时；B社会的人拥有300平米住宅，每日交通需要15分钟。调查显示，繁忙路段会堵车，还造成焦虑、血压高、头疼、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缩短人的寿命。人们经常埋怨堵车，因而可以认为，B社会比A社会令人满意。但是，在美国社会随着住房扩大，上下班交通时间也在增加。1983-1990年期间，上下班平均行程增加了7%。联邦公路管理局预测，2005年驾车路上滞留的时间将达到119亿车辆单位小时，而1985年时仅为27亿车辆单位小时。
第二，A社会中的人拥有400平米住宅，每月只有一个晚上有时间与朋友聚会；B社会的人拥有300平米住宅，每月有四个晚上有时间与朋友聚会。据调查，拥有5个知心朋友的人比没有朋友的人的幸福感高出60%。前者甚至在寿命上高于后者。在移植骨髓的病人中，得到家庭和朋友强烈感情支持的病人的两年生存率是54%，得不到支持的仅为20%。朋友的交往还可以提高社区的凝聚力，这样的社区更为可爱，更适合人们居住。因此可以认为，B社会比A社会令人满意。
第三，A社会中的人拥有400平米住宅，每天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B社会的人拥有300平米住宅，每天有45分钟锻炼身体的时间。众所周知，经常锻炼的人健康、长寿，而健康又可以导致幸福。据测试，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参加经常性锻炼后，康复率与接受心理治疗相同。因此可以认为，B社会比A社会令人满意。
第四，A社会中的人拥有400平米住宅，每年有一周的休假；B社会的人拥有300平米住宅，每年有四周的休假。休假可以让人休息、旅游，并提供做其他高兴的事情的机会。因此可以认为，B社会比A社会令人满意。
第五，A社会中的人拥有400平米住宅，在工作场地享有的自主权较低；B社会的人拥有300平米住宅，但在工作中享有较高的自主权。调查显示，工作中的自主权对生活满意度影响很大。因此可以认为，B社会比A社会令人满意。
弗兰克认为以上的选择都是在“有形消费”(住房)和“隐性消费”间进行的。隐性消费的项目可以广泛延伸：清洁的空气，城市绿地，更清洁的饮用水，减少暴力犯罪，降低早死的医学研究。
弗兰克提出消费方式上的选择，开扩了我们认识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但是他所列举的方式中，只有少数的几种符合他的命题：假如我们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消费的话，拥有更多的财富会是一件好事。他所列举的多数方式并不符合这一命题。
我们按照性质的差别，重新排列弗兰克列举的消费方式：访亲会友，休假，锻炼，工作的自主权，交通，清洁的空气和水，降低早死的研究，绿地。前面的项目最不符合弗兰克的命题，后面的符合。
前三种方式—访亲会友，休假，锻炼，不是消费，因为本身并不耗资。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今天，只要不企图拥有更多的财富，就自然而然会有更多的闲暇，以从事这三种活动。弗兰克列举的这三种方式，其实是为他所不赞同的那种观点—对于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人们来讲，进一步的财富的积累对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已不再有任何意义—提供了例证。这三个例证甚至说明了，增加财富不仅不增加，甚至减少生活满意度。
选择有自主权的工作，也不好说是消费的选择。这种选择可能会减少收入，因此要在社会普遍收入水平增加的基础上，才能更换收入水平低的工作，而不减少自己的绝对收入。这个方式的一半内容符合弗兰克的命题。
交通方式的选择，空气和水的选择，都属于消费的范畴。但是选择公共交通，不需要拥有更多的财富，对全社会而言选择公共交通要比选择私车更经济。相反，倒是轿车工业，能在社会产值的表象上造成增长。也就是说，这里有消费投资的转向问题，却没有财富增长的问题。追求清洁的空气和水，同选择公共交通一样，不一定需要更多的财富，有时只需放弃增加财富的污染企业，放弃高消费的私人轿车。
降低早死的研究和绿地应该是完全符合弗兰克命题的例证。二者需要专门投资，要靠财富的增长来保证。
正是因为弗兰克对增长财富同时改换消费方式的专门思考，使我们看到，有时改换生活方式有助于增加生活满意度，但是在更多的时候不追求财富增长就足以支持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依赖增加财富完成消费方式的转换的项目似乎不多。
换言之，弗兰克提出：换个消费方式，财富多了是好事，这么说对吗？恐怕要对半开。有时候面临的是金钱用途的转换：建地铁，修绿地。有时候只是少赚钱省出时间去生活，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财富。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叛逆“我不管在哪一个时空里，总是不愿意顺从主流的话语、文化、行为。原来的社会，计划经济是主流，我反感；现在的生活里，物质消费是主流，我反感。他们要通吃，他们玩的把戏很霸道。我就不让你吃，非但不让你吃，我还要跟你干。”—郑也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是郑也夫之为郑也夫的最大原因。从叛逆的视角，亦能更清晰地梳理郑也夫的所“作”所为。他的学术著作中，《知识分子研究》是对特定时代知识分子观的批判，《信任论》是源于对中国特殊的关系学的反思，《城市社会学》和即将出版的《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都是他投向商业文明和消费主义的匕首。
郑也夫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更为人所知，也更具强烈的叛逆色彩。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著名的轿车大论战中，郑也夫高举批判轿车文明的大旗。本世纪初，他发表了《现行国家社科基金制度批判》，主张以借贷和奖励制度取代现有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制度。即使在他客串“文人”，从事他所谓的“小游戏”，那些关于竞技体育、电视传媒、文化现象的短文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心怀不满的社会学家的影子。
叛逆之外，他还很自残，经常从事一些身体不能接受的运动，56岁了游泳还经常潜游40米，相信很多年轻人也难望其项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勇气和耐力面对这样的事实：他所坚持批判的，而今正大行其道。
叛逆和自残加起来，造就了社会学家中的一个“异数”。
人们对这个“异数”的第一感受是情绪化。郑也夫承认自己是情感驱动型，感受是他写作的第一启动因。但当人们赞他热情、关怀社会的时候，他却表示不接受。
“他们觉得是对我的一种夸奖，但是我听了很不舒服。我的理性的程度，我的解释力并不比他们小。”郑也夫说。
郑也夫对别人奉上的另一顶帽子—文人—也颇不领情。这无疑是对他文字灵动的赞美。但他说：“我觉得我跟文学家们完全不一样，我很钦佩他们，他们的触角非常宽，但是我不是，我没有那个能力，我的感性能力也没有他们好，我是典型的学者。”
郑也夫更在意自己学者的立命。他担心他热情的性格、喜辩爱侃的癖好、优美的文笔，这些在大众眼里与“学者”相去甚远的特征，会影响人们对他作品中理性成份的认同。学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是算帐吗？在汽车论战中，郑也夫算空间算时间，“都算到根了！”—郑也夫语。
郑也夫以一己之身抗辩着大众眼中的学者印象。
但郑也夫的身体对他自己也抗争起来。“眼睛不好了，写作写不了，是坚持下来的”。“到最后无论是眼睛还是大脑都感觉到挺费劲。”郑也夫如此描述新作的写作过程。
但他的批判更彻底了。社科基金，他不但不申请，现在连做评委，给钱也不做了。他还发展了新的理论论据，用以将批判汽车文明进行到底。
“以前我批判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社会结构，从此我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郑也夫描述自己的学术转向。他还新增了一项应用娴熟的分析利器—生物学，它贯穿于之后著作的始终。
四年前，他明确了自己的靶子，开始了关于“反省快乐和批判消费”的研究。期间，他从人民大学转到了北京大学，工作转换的原因和他批判的社科基金制度有关。四年的讲课、思考、阅读、积累的过程中，郑也夫弱化了“反省快乐”在书中的分量，而将火力集中在了“批判消费”上。
“两者都很深刻，后来我发现它们在西方都是热门话题，热得烫手，资料之多，看都看不过来。如果两者想兼顾，两个都做不动。”郑也夫直言无法克服一篇作品涵盖两个主题的困难。他的豪迈、率真，不减当年。[/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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