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管理：假如停车场出入管理严格

　　假如厂区管理严格，4月13日晚7时30分，不在当班的王建强不能进去，那辆114路公交车就不会被开出来。刚刚出了大事的中北公司相关人员都以电话不清楚为由挂掉了记者的通话。南京市政公用局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王建强进厂的时候，正是最忙碌的时间段。有800-1000辆车都在里面加油、换车、进出，这样的忙碌要持续到晚上10点以后。由于停车场车子很多，进出频繁，修好的车子没拔钥匙，他开出去，门卫显然没注意，给他钻了空子。

　　警方透露，调查如果确认现场管理制度缺失，相应责任人涉及“渎职罪”将依法追究；如果是“工作疏忽”，也将受到行政处罚。

　　南京公交总公司则向记者介绍，在场站维修的车子出去，须经出示调度签的路单、保卫部门检查、门卫把关等多道程序，以防止驾驶人员非工作时间开车出去。

　　经济救助：假如3万元能有解决途径

　　“3万块赔偿费是压垮王建强的最后一根稻草”，南京心理危机干预中心主任张纯对记者说。

　　从案件发生的当晚起，张纯就和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志愿者参与到事件的调查中去。张纯了解到，王建强家庭收入不高，他是家中的顶梁柱。而自从去年和同事打架后他就没有正常工作，做代班司机，每个月只拿1000多块钱，因此经济压力很大。还有3万块赔偿，对他来说是巨款。

　　那么，假如这笔费用合法合理确实要由王建强来出，而他又无支付能力，有经济救助途径，也许就能取下将他压趴的最后那根草。这个途径在哪里？张纯认为，朋友救助是一条路，单位救助也是一条路。

　　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何祝荣说，目前的人民调解体系里确实还没有经济救助这个功能。但是针对王建强这样的实际情况，调解中其实可以提出分期支付，而单位也可以人性化地帮助解决一些经济困难。

　　调解艺术：假如调解工作更加细腻

　　去年7月王建强与同事打架致同事面部被缝18针，此后派出所介入调解至今。尽管当事人性格和情绪有很多隐蔽性，假如调解更加细腻，是否可能阻止事件的发生呢？

　　记者就此求教负责调解工作的省司法厅基层工作处处长何祝荣。何祝荣说，打架类案件是在派出所调解职权范围内。但是当一个案件调解了很长时间都未见效时，我省已建立了“公调对接”机制，公安部门可以将案件转交给人民调解机构，专业的调解机构和人员经验丰富，会做得更加细腻。

　　何祝荣说，最近中央刚下发文件，要求所有单位都要定期排查分析不稳定不安全因素。调解机构要建到街道、建到每一个企业。“把矛盾发现在早，化解在小”。

　　具体到这个案例来说，何祝荣认为，出事之前的最后一次调解没有成功，王建强情绪激化非常明显，又是堵门又是找公司领导，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有相关部门就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工作手段不能“硬”，要贴心细致地谈，慢慢做工作，并始终关注对象。

　　何祝荣说，这个案例非常沉痛，再次提醒我们基层调解的重要性。

　　张纯也说，车队支部书记王江华告诉他，平时跟王建强谈的时候，他“不冷不热，听不进去”，这也说明了调解、谈心，是没有走进对象的内心的。

　　心理疏导：假如能及时获得心理危机干预

　　张纯根据调查，初步诊断王建强为“偏执型人格障碍”。理由是：一、王建强在临床上表现有“广泛猜疑”，常常“将他人无意的、非恶意的甚至友好的行为误解为敌意或歧视，或无足够根据，怀疑会被人利用或伤害，因此过分警惕与防卫”。二、王建强在和同事发生冲突以后，不满派出所的调解意见，而将这些意见归结到单位领导和同事要“整”自己，是一种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超价观念。　三、过度自卑导致过分自负，把所有的“挫折或失败归咎于别人”，不愿意接受甚至倾听别人的意见，片面认为自己永远是正确的。四、“脱离实际地好争辩与敌对，固执地追求个人不够合理的权利或利益”。 五、在处理和同事及领导的纠纷中，忽视或不相信与自己的想法不相符合的客观证据。六、大家一致的反映是，很难“以说理或事实来改变他的想法”。

　　张纯强调，我们在临床上给王建强下的“偏执型人格障碍”诊断，并不会影响最终的司法审判。因为这类患者具有比较明显的自制力，他们对自己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非常清楚，也就是说，王建强在肇事的时候具有完全的民事能力。

　　“假如公司在录用员工时进行心理筛查，在几个不同的时间点进行测试，这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就很容易识别出来。这样的人不能从事公共服务业。”

　　公交公司的驾驶员，是一个工作时间长、精神压力大、工资待遇低、容易闹矛盾的公共服务型职业。长期的压力，使得许多驾乘人员处在精神亚健康的边缘。张纯认为，公司可以建造一个“发泄房”供员工使用，里面设计些软墙、沙包，司机压力很大，需要发泄时，可以到这样的发泄房进行发泄。还可聘请心理咨询员，向承受压力的员工提供心理咨询，使员工达成一种共识：身体不适，找内外科医生；心理不适，找心理医生。